LEO-FFψ-Σ Consolidated Specification

美国 B 类非移民签证裁决的形式化描述性模型

中文版全文完整版（正文 § 0–§ 12 + 附录 A–C）

基于截至 2026 年 4 月公开可见制度环境的版本

§ 0. 前言

§ 0.1 模型目的

本规格文档描述 LEO-FFψ-Σ 框架——针对美国 B 类非移民签证（B-1 商务 / B-2 旅游）在领馆裁决场景的决策过程进行形式化建模。

模型的三个基本定位：

• 描述性（descriptive）：模型描述裁决官实际如何做出决策，不规定应如何决策，也不评估决策的准确性或公平性。

• 机制性（mechanistic）：模型关注决策的内部机制与外部约束，而非决策结果的统计学特征。

• 非预测性（non-predictive）：模型不输出可操作的个案过签概率。本模型允许对已发生的个案进行结构解释与事后重建，但不作为任何个案的事前预测工具或决策辅助工具。

§ 0.2 模型边界

本规格建模：

• 裁决官在单次裁决时隙内的决策过程（SWDM）

• SWDM 的多次调用与串联（Case Lifecycle）

• 跨 SWDM 的状态传递（Notes 及其他制度化介质）

• 裁决官 OS 的结构性组成

• 领馆 accountability 对个体决策的约束

• 系统性 trauma 事件对群体先验的推移

本规格不建模：

• 裁决官 OS 内部的具体认知结构（作为 black box 处理）

• 申请人侧的策略行为

• 数据库后端（CCD / CLASS 等）的技术细节

• 裁决官的精细情绪动力学

• 裁决官决策的准确性或公平性评估（规范性问题）

• 系统对申请人群体的 systematic bias 量化（社会学问题）

• 个体裁决官 downstream outcome 的反馈循环（因个体层面此反馈缺失）

• CBP 口岸准入与 I-94 决定——签证签发不等于入境准许；本模型仅覆盖签证裁决，不涉及口岸 admission 决策

§ 0.3 关于先前研究的定位

本模型整合了多个学科的既有研究，并在裁决机制的形式化层面做出独立贡献。

理论锚点：

• Fast-and-frugal trees（Gigerenzer 等）：提供启发式决策树的通用框架。

• Sequential Probability Ratio Test / SPRT（Wald）：提供序贯证据累积与停止规则的数学形式。

• Recognition-Primed Decision / RPD（Klein）：提供专家直觉决策的心理学基础。

• Street-Level Bureaucracy（Lipsky）：解释高压力、资源受限下的裁量行为。

• Migration push/pull（Lee）：提供迁移动因分析框架，本模型将其短期化为“按期离境的净驱动”。

• Ethnography of visa officers（Satzewich, Infantino, Alpes-Spire 等）：提供组织文化与裁量实践的经验观察。

本模型的贡献：

• 本模型提出在 B 类签证场景中整合法律约束（INA 214(b) / 221(g) / 9 FAM）、认知启发式、组织约束与心理算子的统一形式化框架。

• 本模型形式化刻画 Codification Layer 作为决策构成条件的机制。

• 本模型将 221(g) 程序性拒签的机制从“信息不足响应”重新刻画为裁决官时间调度工具。

• 本模型将裁决官决策定位为缺少个体化 downstream 反馈的特殊决策环境。

• 本模型明确区分领馆级审计约束与裁决官级 θ_i 个体差异的双层结构。

• 本模型通过独立文献核查（详见附录 B）确认：美国 consular officer 级 refusal-rate variance 在 2026 年 4 月时点的公开学术文献中为结构性空白——此空白并非研究者疏忽，而是由 INA 222(f) 的 visa records 保密框架决定。本模型将该空白表述为可证伪命题，并提供机制层理论预测，以指导未来制度性数据开放或田野研究的方向。

§ 0.4 文档结构

本规格分为 12 节正文与 3 个附录：

• § 1 – § 3：基础概念与决策代理

• § 4 – § 7：决策流程

• § 8 – § 9：心理与不确定性层

• § 10 – § 12：命题集、边界、使用说明

• 附录 A：符号表

• 附录 B：与既有文献的对接清单

• 附录 C：未解决问题与未来工作

§ 1. 基本概念与单位

§ 1.1 决策原子单元：SWDM

SWDM（Single-Window Decision Model）——一次裁决时隙的决策原子单元。

术语说明：本模型保留 SWDM 缩写，但其中的 W（Window）定义为“window-equivalent adjudication slot”（窗口等效裁决时隙），不限于玻璃窗前的物理面签。典型场景是窗口面签（约 2–4 分钟），但也涵盖：

• 书面审查（interview waiver / dropbox）

• 补件后的 review

• 行政审查（AP）返回后的 re-adjudication

关于 interview waiver 的当前制度状态：2025 年 10 月 1 日起，国务院公开口径明确大多数 NIV 申请人需要 in-person interview；interview waiver 仍存在，但适用范围已较此前明显收窄。B 类下的典型可豁免情形为“前签证到期 12 个月内、且满足其他条件的续签申请人”等有限类别。本模型将 SWDM 的 W 定义保留为“window-equivalent adjudication slot”，但实务中绝大多数 B 类 SWDM 是物理窗口面签。

定义：一名裁决官在一次时隙内对一名 B 类签证申请人进行审查，并做出 legal output 之一的完整决策过程。

SWDM 的输出空间：

本模型显式区分两个层级的输出：

法律输出（legal output）：

δ_legal ∈ { issue, refuse }

根据 9 FAM 403.10 和 INA 221(g)，对已执行（executed）的签证申请，法律结果只有签发或拒签两种。不存在“延迟”或“挂起”作为法律终态。

业务 / 流程状态（operational state）：

δ_ops ∈ { issue, refuse_214(b), refuse_221(g)-doc, refuse_221(g)-AP, refuse_212(a), refuse_other }

其中：

• issue：签证签发。

• refuse_214(b)：实质性拒签——申请人未能克服移民倾向推定（INA 214(b)）。

• refuse_221(g)-doc：程序性拒签——信息 / 文档不足，要求补件。

• refuse_221(g)-AP：程序性拒签——需要行政审查（如 SAO）。

• refuse_212(a)：inadmissibility 类拒签——触犯法定不予签发事由。

• refuse_other：其他拒签依据（如 INA 212(e) / 212(f) 等）。

关于 221(g) 的法律定位：

221(g) 是一种拒签，不是“延迟裁决”或“第三状态”。9 FAM 403.10 明确要求裁决官在 221(g) 情形下 “refuse the visa under INA 221(g)”。CEAC 系统显示的状态字面为 “Refused”。

221(g) 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可克服性（overcomable）：申请人补交要求的信息后，原 221(g) refusal 可被 overcome。如裁决官要求补件，申请人通常有一年时间补交；逾期则需重新申请并再次缴费。

但 221(g) 本次裁决闭合的输出仍是 refuse，且记录永久保留在系统中（9 FAM 306.2: “Never delete a refusal from the system”）。

关于“闭合输出”而非“终局”：

本模型使用“当次裁决闭合输出”（closed decision of the current adjudication）而非“终局”描述 δ_ops。

• 214(b) refusal 对本次申请是闭合的，但对人不终局——申请人可再申请。

• 221(g) refusal 对本次时隙是闭合的，但对案件不终局——可通过补件 overcome。

这个区分是后续 § 7 Case Lifecycle 的语义基础。

§ 1.2 时间区的三分结构

裁决官的工作时间划分为三个性质不同的区：

关于“约 2–4 min/案”的说明：此数值为 practitioner-observed service regime（实务观察的服务节奏），非法定值或制度常数。在高通量领馆 / 高峰时段，服务节奏可能更紧；在低通量场景或书面审查路径下，节奏显著不同。

关键观察：

• 裁决官的总工作时间（Window + After-Hours）构成个体时间预算 B_i。

• 221(g)-doc 与 221(g)-AP 的首次发放通常在 Window Time 完成；后续处理（审阅补件、接收 SAO 返回）在 After-Hours Time。

• 这个时间结构构成 § 5 中“221(g) 作为时间调度工具”机制的基础。

§ 1.3 聚合单元：Case Lifecycle

Case Lifecycle = 一个案件从首次提审到获得 issue 或最终 refuse 不再追诉的完整历程。

Lifecycle(case) = { SWDM_1, SWDM_2, …, SWDM_n }

每个 SWDM 独立执行，通过多种制度化介质传递状态。

关键性质：

• 无整体时间压力：Lifecycle 尺度上没有时间压力。裁决官中间可能处理数百个其他案件。SWDM_1 和 SWDM_2 之间可能间隔数周。

• 制度不依赖个体记忆：本模型不假设裁决官在跨 SWDM 时记得具体案件。制度设计上，上下文重建主要依赖 DS-160、系统记录与 case notes，而非裁决官的个人记忆。即使同一裁决官偶然记得某案，模型关心的不是“会不会记得”，而是“系统设计不把个体记忆当作合法输入”。

• 跨 SWDM 可跨人：不同 SWDM 可能由不同裁决官执行。制度化的状态传递介质包括 DS-160 及申请记录、电子 adjudication record、case notes / refusal notes，以及系统命中记录（CLASS / CCD 等）。Notes 是其中的核心之一，承担裁决官主观判断与 codification 的跨 SWDM 传递，但不是唯一介质——上下文重建由上述多种记录共同完成。

• SWDM 之间存在规则层异步处理：G−1（规则滤网）在 SWDM_i 和 SWDM_{i+1} 之间仍可能被触发（如 SAO 返回、CLASS 更新）。Lifecycle 不是纯粹的 SWDM 线性串联。

§ 1.4 制度单位：Consulate

Consulate（领馆）——accountability 的承载单位。

关键性质：

• 审计与复核机制作用于领馆层，不直接作用于裁决官个体。

• 领馆管理层（Consul General / Visa Chief / Fraud Prevention Unit）通过以下渠道传导 accountability 压力：

• NIV Adjudication Review Form：制度化的多维度裁决复核工具，reviewing officers 可按裁决官、签证类别与其他因素抽样复核。

• NIV refusal 复核比例要求：根据 9 FAM 403.12，reviewing officers 对每日 NIV refusals 的复核比例有最低要求（不低于 10%）；新裁决官入职初期该比例通常显著更高。

• Morning briefing：风向指示与近期事件提醒。

• Issuance notes / case notes 的制度化留痕：可被事后调阅审查。

• 领馆内部裁决官的 θ_i 方差只受“领馆整体拒签率均值”的间接约束，不被直接管控。

§ 1.5 决策代理：Adjudicating Officer

Adjudicating Officer（裁决官）——携带个体 θ_i 的独立决策代理。

“裁决官”一词涵盖实际执行 B 类签证裁决职能的全部人员，主要包括：

• Career Consular Officers：常规外交职业官员，经完整的 Foreign Service 培训。

• Consular Fellows：限定合同期的专职签证裁决人员，接受核心领事培训。

两类在法律授权上同等，都有发放 / 拒签签证的权力。在 OS 结构与 θ_i 形成机制上可能有差异（见 § 3.4）。

关键性质：

• 裁决官在法律授权范围内拥有实质性 discretion。

• 不同裁决官的 θ_i 存在显著且稳定的差异（practitioner literature 与 field observation 长期认为，同馆 officer-level variance 显著存在）。

• 裁决官不能挑选案件——案件按队列分配。

• 裁决官在制度安排下缺少个体化 downstream outcome feedback（见 § 3）。

§ 2. P-Layer（先验层）

P-Layer 描述裁决官在 SWDM 开始前已携带的结构化先验。它不直接输出决策，而是塑造 K_entry（进入时隙时的累积信念状态）与 attention allocation（注意力分配）。

P-Layer 有六个子层（P0–P5），按全域性递减排列。

§ 2.1 P0：法律先验

内容：INA 214(b) 与 INA 291 共同定义的法定推定结构。INA 101(a)(33) 作为 residence 概念的法律支撑，在 B 类场景中提供“境外居所”的定义依据，但不独立构成先验源。

机制：

• INA 214(b)：所有非移民签证申请人默认被推定为 intending immigrant。

• INA 291：举证责任在申请人。

• 9 FAM 402.2（B 类具体化）：裁决官必须对以下两点 satisfied：申请人访问具有临时性；申请人在境外维持不打算放弃的居所。

作用对象：全系统、全申请人、恒定。

数学表达：K_0^base 起点为负值（偏拒）。

§ 2.2 P1：系统性 Trauma 先验（全系统级）

内容：历史重大事件对全系统先验的累积推高。这些事件通过制度化传导机制（而非个体经验反馈）进入裁决官 OS。

P1 包含两个分量：

§ 2.2.1 P1.a：外部事件 Trauma

内容：与签证审查直接相关的外部历史事件。

证据分层：

• 强证据类（已有明确制度化回应支撑）：2001 年 9/11 恐怖袭击 → 2003 年面签强制化规则、CLASS 大规模扩展；2020 年 birth tourism 规则修订 → 明确将以赴美生子为主要目的的 B 签申请排除在许可范围外。

• 中等证据类（有广泛认知，但需核实制度化回应强度）：2015 年 San Bernardino 枪击案；个别重大学生签证欺诈案。

对于中等证据类事件，需核实是否存在明确的 FAM 修订、培训材料更新或内部备忘录支撑其“进入全系统先验”的地位，否则不与强证据类等量齐观。

形式化：

T_sys^(a)(t) = Σ_{e ∈ E_a(t)} ω_e · φ(t − t_e)

其中：

• E_a(t)：截至时刻 t 已发生的外部 trauma 事件集合。

• ω_e：事件 e 的冲击强度（由制度化回应的显性程度标定）。

• φ(·)：时间衰减函数。

关键性质：

lim_{τ→∞} φ(τ) > 0

即 Trauma 不归零。

§ 2.2.2 P1.b：内部治理 Trauma

内容：签证系统内部治理事件对裁决官 codify 严格度与合规防御密度的推高。

可引案例（按子类型划分）：

P1.b 的可引案例主要来自 DOJ Public Integrity Section 年报、State OIG inspection reports 与 GAO 反舞弊报告。按性质可分为两类子类型：

P1.b-1：外部腐败类（裁决官受外部利益诱导舞弊）

• Meerovich / Prague（1999–2003）：领事官员收现金欺诈性处理至少 85 份 NIV 申请。一手来源：DOJ Public Integrity 2003 年报 United States v. Meerovich。

• Lee–Johnson / Colombo（约 2000–2005）：Foreign Service Officer 与 consular associate 与签证中介合作收取巨额款项。一手来源：DOJ Public Integrity 2003 / 2005 年报。

• Raikes / Beirut（1999–2005）：Chief Consular Officer 收受外国商人利益审批其转介的签证，多名获签人按当时政策本不符合 tourist visa 资格。一手来源：DOJ Public Integrity 2005 年报 United States v. Raikes。

P1.b-2：内部越权类（上级或横向压力对 NIV adjudication 的不当干预）

• Charles Parish / Beijing NIV（1996–1999）：NIV section 内部对 sponsor、私人关系、朋友给予特殊照顾，触发 DS / FBI 调查。一手来源：govinfo 收录的国会听证 The State Department’s Handling of Allegations of Visa Fraud and Other Irregularities at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Beijing。

• Yerevan referral-policy abuse（至 2015 年已累计 15 起 documented cases）：大使绕过正式 referral form 直接向 consular chief 就 visa applicants 施压 / 传话，部分对象为 previously refused applicants；consular chief 亦未按规定制止并上报。一手来源：State OIG Inspection of Embassy Yerevan, Armenia（ISP-I-15-07A）。

Caracas 案的特别价值：State OIG Inspection of Embassy Caracas, Venezuela（ISP-I-12-09A）记录 2010–2011 年 3 名 LE staff 因 visa malfeasance 被解职，FPU 与 ARSO-I 为全馆实施 mandatory malfeasance training，并建议对 business and tourist visa recipients 做 validation study。这是公开文件中唯一明确点到 B 类签证层级的 P1.b 案例，构成 P1.b 机制与 B 类裁决直接相关的文件级证据。

制度化回应机制：

P1.b 的制度化回应主要不在“一案一 memo”层面，而在 system-level response cluster：

• 2003 年 State Department 设立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Unit（VAU），承担 malfeasance 的数据分析与培训职责。

• 2004 年 Consular Affairs（CA）与 Diplomatic Security（DS）签订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。

•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将 fraud-prevention training 的年开课次数从 2 次扩容至 10 次。

• 2008 年 VAU 改名为 Consular Integrity Division（CID），持续负责 malfeasance allegations、ethical behavior 与 management controls training。

• GAO-06-115（2006）对 2001–2004 visa malfeasance cluster 做出系统性审查与建议。

P1.b 的两个子类型的机制差异：

• P1.b-1 外部腐败类推高签证官自身合规防御度——codification 更详细、notes 密度更高，以防范未来被指控个人舞弊。

• P1.b-2 内部越权类推高签证官对上级压力合规性的警觉——codify 时更严格执行 referral policy，对非正式施压保持书面距离。

两者都推高 codification 严格度，但防御方向不同。

与 P1.a 的总体区别：

• P1.a 推高“对申请人的怀疑”。

• P1.b 推高“对自己合规性的焦虑”（包含两个子类型的具体方向）。

P1.b 可见度低的结构原因：

基于本轮文献核查，P1.b 在公开学术文献中的可见度明显低于 P1.a。但这不是因为事件稀少——OIG 在 1999 年国会听证中报告，自 1990 年起其办公室共开启 283 件 consular fraud investigations，其中 29 件涉及被指控 visa fraud 的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。可见度低的原因在于：事件以 DOJ 新闻稿、OIG inspection paragraph、hearing transcript 等碎片形式存在，未被学术化、未被数据化，且 visa records 本身受 INA 222(f) 保密规则约束。本模型将碎片化的一手来源系统化整合为 P1.b 的结构化证据基础。

传导机制（共同）：

不通过裁决官的个体经验反馈，而通过制度化渠道：

• 9 FAM 更新

• 国务院内部备忘录（特别是 CA-DS MOU 派生文件）

• 培训材料修订（特别是 FSI 反欺诈课程）

• CID / VAU 的定期分析与通告

• Morning briefing

§ 2.2.3 P1 合并形式

P_1(t) = T_sys^(a)(t) + T_sys^(b)(t)

§ 2.3 P2：国别 / 馆区先验

内容：基于历史统计与制度化地区评估，不同国别与领馆的 baseline 审查倾向。

可观察维度：

• 国别 B 签宏观拒签率（国务院每年公开 adjusted refusal rates）。

• 国别 B 签逾期率（DHS Entry/Exit Overstay Report）。

• 领馆所在地区的欺诈风险评估。

• 领馆内部对特定国籍的审查指引（制度层，非公开）。

国别差异举例（FY2023 与 FY2025 adjusted refusal rate 对比）：

上述数据以国务院公开年度数据为准。

跨年变动的信息价值：

同国别跨年变动表明 P2 不是完全静态的；其变化可能受多重因素共同影响，包括：政策调整、案件结构变化、waiver policy 变动、全球宏观环境、post network 调整、申请人群体组成变化等。此类跨年数据可提示先验的时变性，但不能单独识别 P5 的领馆 accountability 状态——原因是这组数据是 worldwide by nationality 的聚合指标，不是单一 post 的内部管理指标。P5 的识别需要更细粒度的数据（如 post-level historical series 或内部审计档案）。

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：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从 FY2023 的 14.69% 跳到 FY2025 的 20.44%，即便在传统 Global North 国家中也可发生显著波动。这提示即便“低拒签率国家”的 P2 先验也不恒定，但该波动的具体机制（政策、成分、外交环境）需单独研究。

学术研究（如对 2006–2022 全球签证数据的分析）表明，控制社会、经济、人口因素后，Global South 国家的拒签率仍显著高于 Global North——P2 是独立于申请人个体特征的结构性先验。这个结构性差异相对稳定，而个别国别的年度波动则属于该结构先验的时变性层。

作用对象：领馆整体 + 国籍群体。

关于次级地区先验：

在人口输出大国内部可能存在次级地区先验（如中国内部某些地区被视为高风险）。这类先验不属于 P2，因其缺乏官方统计支撑；本模型将其归入 § 3.1.2 Local Knowledge，作为 post-specific practitioner schema 处理。

§ 2.4 P3：群体特征先验

内容：申请人的群体特征（职业、学历、年龄、婚姻、性别）作为约束力的粗糙 proxy。

典型倾向（非官方但实践中稳定存在）：

• 职业稳定性粗排序：无业 < 个体户 < 私企员工 < 学校教职工 < 国企 / 公务员。

• 高学历 > 低学历（其他条件相同时）。

• 已婚且家庭在国内 > 单身。

• 年长且有社会地位 > 年轻单身。

机制：裁决官通过群体特征快速匹配“典型可信申请人”或“典型高风险申请人”的心理模板。这些模板不是官方标准，而是基于经验累积的 schema，但已通过培训、同侪沟通、领馆传承等方式结构化。

P3 与 ψ 的关键区分：

• P3 是结构先验：群体特征 schema，经由制度与实践稳定化，可观察、可追溯、可讨论。

• ψ 是个体主观偏差：裁决官个人的认知偏差，个体化、不稳定、难以观察。

这个区分贯穿整个模型。两者都影响决策，但机制层次不同。P3 不被定性为“歧视”，而是结构化的风险 proxy；ψ 层才涉及应被规范约束的个体偏见。

§ 2.5 P4：个体历史先验

内容：该申请人在系统中的历史记录。

具体维度：

• 前次申请及 refuse 记录（214(b) / 221(g) / 其他子类型）。

• 前次 notes 的具体内容与措辞。

• 过往赴美逾期、非法工作、遣返记录。

• 家庭成员的签证 / 移民历史。

• 多次申请的频率与间隔。

机制：K_entry 的第 n 次 SWDM 调用时：

K_entry^(n) = g(prior_notes_1..n−1, K_0^base, P_1, P_2, P_3, ε_0)

其中 g 函数具有以下性质：

• 黏着性：怀疑信号不自动清零；其消退需要后续证据主动中和（与 9 FAM 306.2 “overcome a refusal” 语言兼容）。

• 持久性：前次 CRT fail 在 notes 中留下记录，成为后续 SWDM 的 prior 输入。

• 措辞传承性：前次裁决官的 codification 措辞影响下一位裁决官对本案的初始印象。

注意：以上性质采用降档表述，避免“不可逆 / 污染”等绝对化措辞。221(g) 的可 overcome 性与实质 refuse 的可再申请性都被纳入模型的“可中和”语义。

§ 2.6 P5：领馆 Accountability 状态

内容：领馆当前整体拒签率分布与其内部复核、审计机制的交互状态。

关键主张：

• 审计阈值不公开，属于领馆内部管理信息。

• 阈值作用于领馆整体，不直接作用于裁决官个体。

• 领馆内部裁决官 θ_i 的方差不被直接管控，只受“领馆整体均值”的间接约束。

可观察载体：

• NIV Adjudication Review Form：制度化的多维度裁决复核工具。

• Issuance notes：签发决定的记录规范。

• NIV refusal 抽样复核：9 FAM 403.12 规定 reviewing officer 对每日 NIV refusals 的最低复核比例（不低于 10%）；新裁决官入职初期复核比例通常显著更高。

• Fraud Prevention Unit 报告：防欺诈单位的定期分析。

P5 不是无形的“空气压力”——它有明确的制度载体。

需注意：refusal review 不是“每案必审”，而是制度化抽样复核机制，其设计目的是在复核成本与质量控制之间取得平衡。该机制构成对裁决官个体 θ_i 的间接约束——裁决官在 codify 时考虑“我的 refuse 可能被抽中复核”，因此保持合规性的 codification 密度；但不构成对每一个决定的实时监督。

作用于裁决官的传导路径：

• 领馆层信号 → 管理层（CG / Visa Chief）→ 个体裁决官。

• 途径包括 morning briefing、notes review 反馈、非正式提示、培训调整。

数学表达：

r̄_consulate = (1 / n) · Σ_i r_i^(officer) ∈ [ audit_low, audit_high ]

约束作用于均值 r̄_consulate，而非个体阈值分布的方差 Var(θ_i)。这为领馆内 θ_i 差异留出制度空间。

§ 2.7 P-Layer 的组合输出

六个子层共同塑造 SWDM 的起始状态：

K_entry^(1) = K_0^base + P_1 + P_2 + P_3 + P_4 + ε_0

对同一案件的第 n 次 SWDM（n ≥ 2）：

K_entry^(n) = g(prior_notes_1..n−1, K_0^base, P_1, P_2, P_3, ε_0)

关于 P5 的位置：P5 不直接进入 K_entry。P5 通过制度信号影响裁决官的 θ_i（见 § 3），间接作用于 SWDM 的判定阈值。

关于瞬时扰动项 ε_0：表示裁决官当日状态（疲劳、心情、前序案件情绪溢出）对起始状态的扰动。详见 § 8 ψ 层。